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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gs987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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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柱,笔名天石,河北沧州人。现为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中国收藏学术研究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白银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国画艺委会主任、人事部中国人才研究会艺术家学部委员会一级艺术委员,一级美术师,白银有色集团公司文联秘书长。 荣获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出版有《刘玉柱美术作品集》、《勾勒的回忆》速写作品集、《美术家刘玉柱》艺术家名片图册等作品集 。作品先后被《中华美术》、《画界》、《国画家》、《鉴藏》、《艺术与收藏、《中国艺苑》等主流刊物刊载通过文化部艺术市场价值评定,作品准予在艺术市场拍卖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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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  

2016-06-20 08:27:20|  分类: 收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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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西高弟里《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

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

—论瓷器神韵和意蕴的唯一性

 

陈逸民 陈莺

 

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应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都对宋代官窑瓷器作了详尽的研究和论述,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课题,绝不是要重复前人的成果,而是想用新的视角来讨论宋时期官窑瓷器的特征,从文化层面上来鉴定宋代官窑瓷器,以便重新认识大量的出土品以及如何和同样大量的各个时期仿制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区别。

在宋代五大名窑中,官窑瓷器是列汝窑之后的珍贵名瓷,在国内外许多著名博物馆中,都有宋代官窑瓷器的展出,它们为宋代官窑瓷器的研究和鉴定提供了很为标准的器型、釉色、胎土、开片和重量等鉴定要素,这些都是研究者用以判定宋代官窑瓷器的必不可少的依据。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多年来陈列在博物馆展柜中的宋代官窑瓷器绝大多数都是传世器物,以他们为标准所拟定的许多鉴定参照依据,都是研究者必须烂熟于胸的标准,但是,随着大量出土瓷器的涌现,这些标准还不能全部规范新出土的宋代时期的瓷器,包括宋代的官窑瓷器。因此,在充分了解和掌握馆藏宋代瓷器的特征后,完全有必要对出土的官窑瓷器的各类特征作一个充分的探索和研究。尽管北宋时期的官窑遗址还没有发现,但是南宋官窑遗址已经发掘并出土了不少官窑瓷器,鉴于南宋和北宋相差的年代并不久远,南宋官窑遗址出土的官窑瓷器,其出土痕迹所显示的特征,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整个宋代官窑瓷器出土特征的参考。

下面,我们在分析宋代官窑瓷器的各类特征时,特别强调它所内含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背景,以便从更高的层次来探讨它们的真伪。

关于宋代官窑瓷器的器型特征,或者说关于宋代五大名窑瓷器的器型特征,介绍的各类书籍已经是汗牛充栋,如果我们在这篇论文中重复前人的论述,把宋代官窑瓷器的各种器型一一罗列,然而对宋代官窑瓷器的形状特征作些分析比较,势必拾人牙慧,而毫无新意。我们不想就事论是地来讨论宋代官窑瓷器各类器型的形状,而只是讨论产生这些器型的历史文化原因,从有宋一代的文化氛围来寻找这些器型产生的必然性,从我国厚重的历史积淀来判断这些器型出现的必然性,从而认证这些器型特征所深函的文化因子是仿品不可逾越的障碍,从而使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进入一个全新的概念。因此我们不从宋代官窑瓷器外在的风光去讨论它的真伪,我们追求的是宋代官窑瓷器内在的修养,即从器物的神韵来寻求它所包涵的文化气质。

流传至今的宋代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宋代官窑瓷器并不华丽,釉色单一,很少有纹饰装饰,却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端庄肃穆和庙堂之气。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诞生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宋代官窑瓷器呢?我们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讨论宋代官窑瓷器的这种内在气质,及其不可仿制性。

 

一、宋代官窑瓷器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中,贯耳瓶是出现频率较多的器型,不仅宋代的官窑器有贯耳瓶,宋代五大名窑的其他窑口也有这类器型,其影响所及,直到清代,都有仿制的贯耳瓶出现。

不同时代的贯耳瓶,他们在外形上虽然形似,但其内在气质却有完全的不同。

在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宋代瓷器中,都可以看到贯耳瓶的身影(图1是北京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图2是台湾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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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贯耳瓶,其基本造型都是敞口、粗颈、扁腹、高圈足,颈两侧有筒形耳,虽然在器型上略有不同,但都显得古朴庄重。即使室南渡后烧制的官窑贯耳瓶,其基本形状还保留着这种皇室特有的庄重(图3南宋官窑贯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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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都把这种贯耳瓶称之为仿青铜壶的式样,以示其为文化传承的产物。这种贯耳瓶器型的传承历史和文化内蕴仅仅如此吗?

别林斯基说过“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1]。把宋代贯耳瓶的烧制者比作诗人,他们创作的贯耳瓶形象究竟要告诉历史什么呢?

我们想强调的是,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艺术本身恰恰是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精华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从青铜器开始,它有着更漫长的历史源远。这种以干净利落的线条勾勒出的厚重丰润的体态,早从石器时代开始的陶瓷艺术中就已经得到证实,它的重现是在宋代丰腴的文化土壤中的一次再生,看一看图4这件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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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在嘉兴博物馆的展柜中注明这是一件良渚文化的陶器,谁都可能认为这是一件有宋一代的陶器。这不是器型的巧合,而是文化因子的传承。只有宋代的文化土壤才能孕育这种看似巧合实为传承的文化现象。宋代的贯耳瓶,以无形的线条映衬厚重的丰润,它所要再现的不仅仅是人类童年的稚拙,而是中国文化成年的富态,这种富态是以宋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为基础的。数千年的传承所积淀的不在于外形的相似,而是器型的内涵。这种内涵无论是清代的刻意和现代仿品的滥情,都是难以达到的境界,从这点上来说,读懂宋代官窑瓷器所积淀的历史,就能读懂宋代官窑瓷器的真伪。

同时,贯耳瓶线条的浑圆和敦厚,是宋人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淋漓致尽的发挥。我们在鉴定古代器物是常常会说“东西会说话”,也就是说,器物的形象会说话,它会告诉收藏鉴赏者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看作器物形象的本身,而应该是器物所内蕴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所阐述的天人相与的命题,是我国哲学发展在宋代的一种创造性的历史积淀,它对有宋一代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义,贯耳瓶这种器物的造型和线条,也是这种占宋代文化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器物造型的积淀是和文化的积淀相同步的。只要看看清代生产的贯耳瓶(图5清代乾隆贯耳瓶和图6清代道光贯耳瓶),其线条的挺直和张扬,就明白看似相似的器型所体现的不同文化背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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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在论及宋代贯耳瓶这种器型对后世的影响时,往往注意的是形似的外表而非神似的意蕴,宋代贯耳瓶的造型艺术所反映的宋人的审美情趣是后世摹古者刻意追求而远远不能企及的境界,图5和图6两例清代仿古的官窑瓷器,就是最好的说明。比较宋代贯耳瓶和清代仿制品的异同,更不要说现代粗制滥造的赝品,就可以明白它们之间的差距了。

 

二、宋代官窑瓷器是宋代尚古之风的再现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器型中,文化学者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相识感是熟悉我国礼仪文化的学者相当一致的共识,因为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特征带有明显的上古时期青铜器的风韵,具有浓郁的庙堂风度。如图7南宋官窑鼎式炉的造型带有明显的西周青铜鼎的特征,而图8南宋官窑觚则有着商代青铜觚的造型特征。这种的共同器型特征反映的是器物所溢满的庙堂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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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会和上古时期的青铜器产生强烈的共鸣呢?冯先铭先生说:宋代官窑瓷器“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者甚多,显然是受北宋徽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气影响,这类仿古器皿只能是作为宫廷陈设服用品而生产。”[2]同时,我们还认为,除了宋代的尚文复古之风以外,瓷器生产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商周时期,相当数量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出现在重大的祭祀场合和国家礼仪上,不管这些青铜器的类别和造型特征有多少变化,它的总体风格总有一种庄重肃穆之美,其中还带着些许威严和狞厉。这种因祭祀需要而塑造的审美风格,是青铜器型很为特殊的造型特征,因为它是祭祀和礼仪的需要。那么为什么这种庄重肃穆的审美风格会出现在相隔千年之后的宋代呢?

这和瓷器的发展和成熟有关。汉唐时期,瓷器的发展还不尽成熟,这不仅表现在瓷器的生产工艺上的差距,表现在器物的艺术造型和审美情趣的异同,还因为汉唐之际的瓷器其表面装饰的风格和庙堂之需有着一定的距离。汉代工艺上的不成熟,使瓷器还不能达到祭祀的要求,而唐代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唐代艺术充满着奔放外露的艺术风格,相对成熟的瑰丽的唐三彩主要作为墓葬品而适应那个时期的社会需要,这些都造成了汉唐两代瓷器还不能适应皇室需求,还不能满足庙堂的祭祀需要。而到了宋代,瓷器的成就已经到达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以瓷器替代青铜器作为庙堂重器已经成为可能,这样,在重大的国家礼仪和祭祀场合,瓷器的出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为适应这种国家最高礼仪的需要,官窑瓷器的造型特征必然和上古时期青铜器的庄重肃穆的风格相一致,而时代的不同,青铜礼器的那种狞厉也就悄然隐去。把握这种和青铜器的风格的承继和异同,是鉴定宋代官窑瓷器的精神所在。图7和图8虽然已经残缺,但仍不失庙堂之气,这种神韵是仿品难以企及的根本。把握这种瓷器的内蕴的精气神,比纠缠于瓷器鉴定的细节更为可靠。问题是这种对精气神的把握又恰恰是鉴定瓷器最难以达到的高度。

在我国文物鉴定队伍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大师级的文化学者,也有一些从事器型标型学比较的鉴定家,后者往往对文化学者的鉴定功力表示怀疑,似乎不从细节讨论就无从鉴定瓷器的真伪。

这种审美能力的差别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述的。

美是形象的真理。当一件外形为宋代官窑的瓷器放在鉴赏者面前时,它的形象直观地告诉鉴赏者它有可能是宋代的官窑器,有可能是清代的仿品,甚至是现代的仿品。当要用较短的时间来判断这个形象时,比如在拍卖预展中,不可能长年累月地对器物形象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时,如何来进行正确的定位呢?个人的艺术修养就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大师的艺术修养,他长期的文化积累所形成的艺术定势,会对眼前的瓷器作出一个符合逻辑的判断,他能根据形象思维的特征来正确判断瓷器所内蕴的艺术个性,而对于真正的宋代官窑瓷器来说,这种艺术个性是宋代的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所决定的,它不仅表现在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上,也表现在这件瓷器的线条、釉色和釉面、器物的大小轻重、器物的工艺特征上,任何一个因素拆散开来的判断都为形成错误的结论,而综合的判断只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才能达到的境界。总之,这种宋代官窑瓷器所特有的艺术个性,是这些所有元素的综合体现,它没有长期的艺术积累,要从眼前的形象中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也就是作出正确的形象思维,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无论是清代的仿品还是现代的仿品,它们在器型、工艺和釉面甚至装饰纹样上可以仿制得惟妙惟肖,但是却不能复制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和艺术氛围,因此这种长期艺术修养所孕育的对艺术品的直觉而产生的形象判断能力,不是一个缺乏艺术修养的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宋代官窑瓷器所内蕴的尚古之风和庙堂之气,是所有仿品难以企及的高度,从这点上来说,文化学者的判断往往强于普通的鉴定者。

 

三、宋代官窑瓷器是宋代文人意蕴的图象

 

宋代是一个崇尚艺术的时代,一个不及格的皇帝却以艺术大师的资质指点着宋代艺术的走向。以赵构为首的艺术群体,他们的审美选择和审美取向决定了宋代官窑瓷器在古朴端庄之余,追求一种宁静淡雅的意境。这种意境,充分体现在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上。我们只要举出图9和图10的北宋官窑洗的造型就可以明白宋代官窑的匠心独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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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夸张没有喧闹没有多余,多一份则嫌满,少一份则嫌不足,一个在案头经常把玩时时观赏的瓷洗,带给主人的是一种生活的淡定和诗意的闲遐。也许正是这种宁静致远导致宋代的文化不能适应金戈铁马的血腥风雨,徽钦两帝的北狩也就命中注定了。不过,宋代瓷器的这种意境,绝不是清代的繁褥和艳丽所可以达到的。了解宋代官窑瓷器的这种意蕴,就会对俗不可耐的历代仿品有一种天然的排斥,这是鉴定宋代官窑瓷器真伪的最高的境界。

对于宋代官窑瓷器有何纹饰的讨论,因出土瓷器上纹饰的出现而平息,图11是收藏在故宫的北宋官窑弦纹瓶,顾名思义这就是一件带有纹饰的官窑瓶子。图12南宋官窑莲辫纹碗、图13南宋官窑鸭形器和图14南宋官窑器盖都是出土于杭州的南宋官窑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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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几件传世品和出土器面前,恐怕没有人再会说有宋一代的官窑瓷器是没有纹饰的。这些纹饰都有共同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又是宋代的艺术氛围和工艺技术所决定的。首先,这些纹饰都采用了模印工艺或贴花工艺,这类工艺在宋代的瓷器制作中已经十分成熟,不要说满足皇家需要的官窑瓷器,即使在民间广泛流行的磁州窑瓷器,这类工艺的成就也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所以说,纹饰的这种表现手法在宋代最为流行和最为成熟,其制作的瓷器一直深受收藏者的宠爱。而这种似隐似现的纹饰表现工艺,不在于绘图技法的娴熟,不在于纹饰布局的流畅,而在于这种表现的蒙胧和含蓄。这些纹饰都出现在釉下,不是用色彩而是用线条来丰富纹饰所表现的内涵,因此,这种表现手法是宋代文化在陶瓷工艺上的延伸。这种工艺不管是宋代的官窑,还是民窑,如汝窑、龙泉窑等等窑口都频繁出现,说明这种纹饰制作工艺的广泛性,是宋代文化在陶瓷工艺上的再现。

宋代是一个崇文偃武的时代,整个有宋一代,文人的环境是我国历代最为顺畅的时代。他们没有廷杖的威胁和文字狱的恐惧,即使也会受到冤屈,但往往都会绝处逢生。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给宋代文人一个宽适和闲遐的环境,宋代文人的散淡是真实的,它远远真实于魏晋时期七子所谓的肆意酣畅,那是避免政治高压的伪装。而宋人的这种真实的生活必然反映在宋代的艺术作品上,而陶瓷这种形象艺术的突出象征往往就以含蓄作为自己意境的主要表现手法,釉下纹饰装饰工艺的盛行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陈万里先生在评介宋代官窑青瓷时说其“釉色厚润莹亮”,[3]这种釉色和釉面特征如图15台湾故宫藏品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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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见于前面介绍的官窑瓷器。以器型的和顺、线条的柔和、釉色的晶莹单一和纹饰的蒙胧,这四者构成了和谐的统一,没有厚润的釉层,印花的纹饰就不会蒙胧,器物的线条就遮盖不住修胎的张扬,只有厚润莹亮的釉色才能衬托出宋代官窑这种端庄和气度不凡的瓷器。不能把握这种和谐的统一,对于宋代官窑瓷器的鉴定只能就事论事,作一个匠人式的摸象,而不能象文化大家那样把握事物的本质,从形象本身来亮度艺术的真谛。

宋代官窑瓷器的开片也是征服收藏家的一个艺术因素。开片是最难控制的瓷器表面的一种缺陷,但当人们改变审美情趣,把这种瓷器特有的现象以缺陷美的观念来观赏时,开片就成了美的象征。图9北宋官窑洗上的开片就是宋代官窑瓷器开片的典型。大多数宋代官窑瓷器的开片是大范围的大开片杂以局部区域的小开片,这种特殊现象是鉴定宋代官窑瓷器的一个参照因子。我们不知道宋代的窑炉为何能烧出这种奇妙的纹路,开片为何在瓷器表面产生这种大小参差区域间隔的现象,它和宋代文化环境的宽松及文人个人的张扬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开片的意蕴,究竟是宋代瓷人的刻意追求还是无意之中的天工巧合,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它所表现的宋代文人的心胸和宋代文化的度量,却是再恰当不过了。

宋代官窑瓷器的美是客观存在的,它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征服了多多少少陶瓷爱好者,而对宋代官窑瓷器艺术之美的欣赏,却又因各人的艺术修养而不同,这不仅阻碍了对宋代官窑瓷器的鉴赏,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对宋代官窑瓷器的认知,那种抛开器物艺术之美而讨论器物的鉴定,是不能从审美本质上来认知宋代官窑瓷器的真伪,而要做到从文化和艺术的角度来鉴定宋代的官窑瓷器,则非一日之功,需要长年累月的文化积累和艺术熏陶。

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以自己的文化积累和艺术修养来认识更多的出土和传世的宋代官窑和其他窑口的瓷器。



[1] 《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428-429页,时代出版社 1952年版 

[2] 冯先铭:《冯先铭谈宋元陶瓷》,紫金城出版社,200912月第一版,第200页。

[3] 陈万里:《陈万里陶瓷研究与鉴定》,紫金城出版社,200812月第一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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